作者:刘波(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)
雷强所撰《袁同礼年谱长编》,日前由中华书局出版。全书五册,320多万字,耗费作者十年之功,可谓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份收获。
袁同礼(1895—1965)是对我国图书馆现代化事业颇有贡献的人物,不仅常年主持相关机构工作,而且致力于海外中国古籍善本与文物的追索。翻阅《袁同礼年谱长编》,笔者获得了极多新知,感到这部书具有多重价值。
其一,该书是一部袁同礼个人生命史。年谱作为一种传统的人物传记体裁,描述传主生命史乃是题中应有之义。本书挖掘整理了很多学界极少了解的袁同礼生平资料,比如他主持清华图书馆期间曾协助清华白话文学研究会开展活动,在清华寄售《新潮》,与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健将多有交往。
其二,它是一部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史。从1920年代中期到1940年代末,袁同礼曾长期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。他主持确立的业务格局,至今在国家图书馆的业务体系中仍可见影响。该书以一半篇幅记述袁同礼主政国立北平图书馆期间的事业与生活,从某种程度上,可视为一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史著作。此外,袁同礼还曾短期主持清华学校图书馆、广东大学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部,又长期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。他是北京图书馆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及首任会长,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长期主持两个协会的会务。该书以丰富史料展现了袁同礼在多家图书馆的工作情况,很大程度反映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历程。
其三,它还是一部个人视角的近代文化史。袁同礼的事业不仅在于图书馆界,还涉及博物馆界、教育界:他就读于北京大学,毕业后曾任职于清华学校,后来兼任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教职;他曾任职于故宫博物院,担任过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;他参与众多学术团体,如古物保管委员会、中国营造学社等;他和中外文化界人士有广泛的交往,这一点从本书人名索引近2000个条目即可略见一斑。

《袁同礼年谱长编》雷强 撰 中华书局
本书还涉及一些图书界的重要事件,如海外敦煌文献调查、流散《永乐大典》调查与整理、影印《四库全书》等,从袁同礼经历的角度提供了更多更具体的史料。
翻阅《袁同礼年谱长编》,笔者感觉该书最大的优点是资料丰富、整理精审。
先说资料方面。该书收录大量档案、书信、日记等第一手史料,以及报刊报道、其他人物研究著作中的资料,范围之广,几乎涵盖了所有可能的文献来源渠道。其所得之丰,从多达3182页的篇幅就可以有直观感受。最值得称道的,是收录众多海外机构存藏的档案和书信,以及很多私家收藏的资料,这是作者费尽周章、不辞辛劳地多方联络获取的,也是本书超过此前同类资料集和著作之处。
再说整理方面。作者做文本整理工作,作风严谨细密。该书的文献录文颇下了一番功夫,提供了史料的规范整理文本。对于书信,保留了原格式,有的还保留了原有的旧式标点,让读者得以尽可能感受原作的风貌。条目下的按语,不仅解释了很多人物、事件,还一一指出资料中出现的排印错误,给读者以准确的信息。
文本整理之外,本书还在按语、脚注中做了大量的史料辨析、史事考证工作。比如全书第一条,便根据袁同礼自己填写的申请表,更正了其出生日期,澄清了长期的误传。又如,纠正了《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(1909—1949)》将1945年11月21日袁同礼致钱存训函系于1942年的错误。此类例子甚多,兹不赘举。
作为一种著述体裁,年谱长编的长处在于按日排比资料,展现人物、事件的脉络与面貌。在精心整理的丰富资料的基础上,更深入的综合研究、专题研究就成为可能。比如,该书全面搜集袁同礼的论著、文章并加以介绍,如果文章没有收入《袁同礼文集》,则在按语中说明。
可以预见的是,这部《袁同礼年谱长编》将为袁同礼本人和中国现代文化事业发展的深入研究提供更多线索。
《光明日报》(2025年04月14日 10版)
来源: 光明网-《光明日报》